第六百九十九章 立规矩(2)-《我在现代留过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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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也是大宋士大夫们的常态了。
除了少数人。
如王安石、司马光这样的人外,其他所有人,在经济问题上都不干净。
尤其是曾经管过经济、财政的大臣!
就没一个干净的!
如今还算好的,经过范仲淹的古文复兴运动,士大夫们的节操和吃相都好多了——读书人多了,舆论对官员的监督和牵制力也随之加强。
换过去,哪怕当朝宰相,在经济上的吃相,也是难看的很!
为了娶一个富婆,两个宰相能打的头破血流(向敏中、张齐贤)
为了廉价霸占他人祖产,于是收买人家的乳母,诱骗一个七岁的孩子,在典卖宅邸的契书上签押(程琳)。
最典型的,则是大文豪欧阳修。
因为程琳家给了天价润笔费——五千匹帛。
于是昧着良心,给程琳写了墓志铭,在墓志铭上隐去其恶,极力称赞其为官政绩。
因欧阳修背书的缘故,程琳这个昔年的大贪官,如今的名声居然很不错!
于是,哪怕是欧阳修的学生、门生,在这个事情上也是非常羞愧,不敢面对。
只能是为尊者讳,含糊的记下:自某公死,某公为作碑志,极其称赞,天下不复知其事者矣!某公受润笔帛五千匹。
赵煦在现代留过学,看过无数史料。
上上辈子,更曾君临天下十余年,哪里不知道这些大宋士大夫的秉性?
一个两个三个,在评论、抨击别人的时候,都是大义凛然,仿佛正义化身。
但轮到自己的时候,就是蝇营狗苟,想方设法的捞钱。
一个个在家乡,都是豪宅高屋,良田美园。
不信的话,可以去洛阳看看。
看看那一个个旧党元老、宰执所营建的奢华园林。
赵煦看着静悄悄的殿上,叹道:“祖宗之制,事为之防,曲为之制!”
“中书舍人本职,乃掌朕言,受朕命,出纳文字,草制词头!”
“虽有‘事有不当’或‘除授不妥’等条件,可封驳词头……”
“但是……什么时候,中书舍人可以仅仅因为‘风闻某某为官如何’,就拒绝草制词头了?”
“此御史之职也!”
“若中书舍人,从御史之职,御史又该做什么?”
苏辙、曾肇只能是乖乖匍匐着,立正挨打。
张方平和苏颂则对视一眼,颔首点头。
甚至在心中暗暗赞了一句:“骂得好!”
为什么?
皇帝肯骂人就说明是愿意原谅你的。
最可怕的是骂都不骂!
就像李定李资深,直接下狱论罪,然后快速审理,迅速落锤。
可怜一位待制级的重臣,距离两府只有一步之遥的士大夫,就这样被打落云端,贬去了英州,最终病死于英州。
哪怕李定是新党的人但旧党大臣们每每想起此事,都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。
赵煦继续道:“朕尝读书,见尚书曰:与治同道,罔不兴,与乱同道罔不亡!”
“自古以来,多少功业,便因乱而亡!”
“大宋祖宗创业,鉴古今得失,定君臣条贯,各守其职,各司其事,于是掩有今日!”
“朕绍烈圣之弘休,承祖宗之基业,即位以来,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,常恐因朕之不德,以羞皇考之圣德……”
这话一出,不止是苏辙、曾肇了。
张方平和苏颂也都跪下来,口称有罪,乞请降罪。
没办法。
赵煦的话,政治上太正确了。
赵煦摆摆手,让冯景下去,扶起张方平与苏颂。
这才接着道:“朕在宫中,常问左右宫外之事,也常常聆听士大夫之议论……”
“可最近数月以来,朕常常听到,有人言,宫外某位大臣,大发厥词,说什么‘两府大臣,应该多多往来……’,还讲什么‘谏院与御史,理当同气连声’云云……”
“尤其是朕当众宣布昔在皇考御前,所立三誓后,士大夫大臣中,类似的议论就越来越多了。”
苏辙、曾肇,听着瑟瑟发抖。
因为他们都参与过类似的讨论。
这也是大宋士大夫们的特点。
一掐脖子就翻白眼,稍微放松就得意忘形。
当年,乌台诗案前,苏轼这大胡子,甚至敢直接在给赵煦的父皇谢恩表上写:陛下知其愚不适时,难以追陪新进;察其老不生事,或能牧养小民!
这要换了弘历,就这一句话,苏轼全家现在应该已经和赵煦差不多大了。
而这,只是苏轼当年阴阳怪气的嘲讽朝廷的文字里,程度最轻的话。
乌台诗案后,这些家伙总算老实了些,不敢再随便议论、阴阳怪气了。
而如今,随着赵煦放宽言论。
思想文化界,固然得到了发展空间和发育时间。
但,各类小丑,也随之开始翩翩起舞了,各种妖魔鬼怪,也都跳了出来。
旧党的人,开始公开讨论,恢复仁庙明道之制,允许两府大臣往来,甚至允许宰相兼任东府枢密使。
同时,这些家伙还盯上了台谏。
再次想要将御史和谏官合一。
让御史谏官,归到一个系统,这样御史既能风闻奏事、弹劾大臣,也可以干预国家政策,朝廷法令。
他们这是要干嘛?
跑步进入大明王朝?
新党的人,也没有闲着,也不给赵煦省心。
这才多久?
坊间就已经出现了对新学的‘以道观分,无为为君,无为为君则有为为臣矣!而君臣之义,便在此中!’思想的公开讨论。
陆佃公开在太学中,与太学生们大谈特谈的所谓‘有体有用之学’。
至于什么叫‘有体有用之学’,自然是特指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、字说等著作为核心的荆公新学。
当然,他陆佃陆师农,作为王安石‘最爱的’学生,早已掌握了新学核心技能——掺私货。
所以,陆佃毫不犹豫的将他自己的个人著作《说文》,列入其中,作为《字说》的参考书目。
也就是他还有点良心,知道要讨好一下赵煦,于是把赵煦命张方平编修的《元祐字典》也列在书目里。
而致命一击,则来自于十二月初入朝述职,顺便参加元祐二年正旦大朝的河北路转运使吕升卿,带回京的吕惠卿在‘河东潜心新学’,‘发三代先王之真意’,所撰写的一部书稿。
这部书稿的名字叫《县法》。
这个县,自然不是郡县的县。
而是县官的县——汉家天子,自称县官。
所以,其实这部书稿真正的名字应该叫《国法》。
全书分四卷,别立九门,述吕惠卿仕宦多年的经验,以及在处置政务过程中的思考、见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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