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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从元祐元年春天开始，熙河一下子陷入了棉庄狂热。

    为什么？

    因为套利空间被人发现了。

    因为，在元丰八年下半年，那些开垦出来的棉田，为了不荒废，很多人种了大豆、苜蓿、大麦、青稞。

    然后，所有人都懵逼了。

    棉花还没有收割呢，棉庄就已经赚钱了。

    向宗回、高公纪控制的边防财用司，用官价收购土地里的产出。

    因为在彼时，他们才是熙河本地真正的大地主。

    属于自己买自己的产出，所以很大方也很公正。

    直接按照朝廷政策来。

    相当于，拿着汴京的物价，买熙河的物产。

    大家在今天世界上很多地方，都看过这种情况，相信大家也能明白，这必然导致什么了吧？

    所有人都疯了！

    熙河的汉、蕃豪族，甚至吐蕃那边的溪巴温、温溪心才会这么铁了心，跟着向宗回、高公纪走。

    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利益。

    向宗回、高公纪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，开始不在在铁钱里面掺杂质。

    所以，熙河的铁钱币值开始上升。

    在元祐元年春天以后，应该和四川齐平，达到10比1的币值。

    那，可能就有读者要问了。

    为什么，之前没有人发现，没有人用这些办法？

    答案是北宋对经济金融的认知很浅薄。

    司马光的‘天下财富自有定数，不在官府就在民间’，以及王安石的‘理财’之术，才是主流。

    而所谓理财，多数情况下可以理解为加税或通过垄断方式获利。

    然后就是熙河地区的情况，非常特殊。

    这里的胡人数量，远远超过汉人。

    就连军队和武装，也多为少数民族首领所有。

    比如说包顺家族，常年是北宋在熙河地区的头号打手。

    多次作为主力参与战争。

    也比如说赵思忠兄弟等等。

    他们都是拥兵数千，上万的大首领。

    而北宋王朝对这些人，防备心极其严重，同时打压、排挤从未停止。

    前文已经提到过，有文官曾上书，禁止蕃官出任汉官，以及到内地任职，只允许蕃官任蕃职。

    在历史上这些人成功了，整个元祐时代，熙河的少数民族领袖备受打压。

    而哪怕在熙宁-元丰时代，以及后来的绍圣-元符时代。

    朝廷对他们，也是警惕、提防，胜过信任。

    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别说什么政策扶持、鼓励了。

    熙河路文武官员们，除了警惕西夏、吐蕃外。

    恐怕更多的精力，就是放在监视、提防这些投降的胡人首领身上。

    特别是包顺家族，可以动员数万人，还有骑兵一万多。

    根本就不信任人家！

    所以他们才要请求神宗赐一个包姓。

    这是在政治上低头——别打了，我自己人。

    然并卵，士大夫们表示——少碰瓷。

    所以，熙河经济长期停滞，无法发展。

    所以熙河地区，每年都需要中央拨款，无法自给自足。

    李宪时代，熙河每年拨款，多则七八百万（战时），少的也是四五百万贯。

    这也是元祐时代，旧党司马光等人想要弃兰州的原因——成本太高。

    但是，在本书中，随着向宗回、高公纪到任，在主角的支持下，这些限制，统统去掉。

    不分汉胡，鼓励垦地，只要开垦，就承认是你的地！

    同时，向宗回、高公纪还在拿着汴京的物价，合法合规的买熙河的产出。

    而熙河的棉庄，雇工的成本和投入的成本，低到让人发指。

    书里面，连王大斧这样刚刚转官的小使臣阶的武臣，都可以拿自己的俸禄，在元丰八年的下半年开垦出五百亩，并雇佣十几个工人。

    所以，亲爱的读者，换你是熙河的某个豪强，你会不动心吗？

    是，元祐元年春天，熙河路的棉花播种面积，只在5万亩到六万亩之间，哪怕后来紧急加种、补种了一部分土地，种植面积也不会超过十万亩。

    但在整个元祐元年，熙河各州的汉、蕃豪族都在疯狂开垦土地，并利用时代的红利，大量雇工。

    他们不仅仅将熙河路的大量劳动力变成了棉庄的雇工。

    还把手伸向了吐蕃、横山羌部、党项。

    还呼朋唤友，连拐带骗，甚至直接下场劫掠人口。

    而这些新开垦的土地，没有种棉花，种的是大豆、苜蓿、青稞、小麦、燕麦、粟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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